
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到缔造贞观盛世,唐朝走过了23年的盛世辉煌,国家富强,民众安康。然而,随着永徽之治、开元之治的巅峰之时,大唐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曾经的繁荣渐渐转为衰退,历史的车轮也未能偏离盛极必衰的轨迹。 唐玄宗李隆基在建立了开元盛世后,渐渐地安于功成名就,开始沉湎于过去的辉煌,懒政怠政,日复一日,他沉浸在与后宫嫔妃的风花雪月中,忽视了国家的政务。正是因为李隆基晚年的昏庸无能,才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。 当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时,他久久不能相信,这个他曾深信不疑、身边的亲信大将,竟然会反叛。安禄山的叛变,最初令唐玄宗感到震惊和不解,因为他一直对安禄山宠信有加。 实际上,安史之乱爆发一年多后,安禄山早已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。按照常理来看,主谋已经死去,战乱应当随之平息,但奇怪的是,安史之乱却依然持续了整整八年。为何如此?
当时的唐玄宗,显然已经失去了早年的明智。安史之乱并非单纯的民变或外敌侵扰,而是内政的危机,是唐朝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。安禄山自持兵权,掌握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大军镇,控制了十五万精锐的边军,野心逐渐膨胀。在其与宰相杨国忠的矛盾日渐加深后,他以奉诏讨伐杨国忠为名,举兵叛乱。安禄山不仅深得唐玄宗宠爱,这也引发了杨国忠的嫉恨,两人争斗激烈,而唐玄宗却一直坐视不管,未曾及时制止,最终致使安禄山发动叛乱。 大唐自盛世已久,禁军疏于训练,而安禄山的军队则是边疆的精锐之师,战力远高于朝廷禁军。在初期的战争中,安禄山节节胜利,很快便控制了河北全境,接着他兵锋直指长安。 当叛变的消息传至唐玄宗耳中,他居然不愿相信,依旧认为这是诽谤,认为安禄山并无造反之心,甚至怀疑这些消息是对方的谣言。直到叛乱发生了整整七天,唐玄宗才终于意识到安禄山的反叛是真实的,这时他才急忙召杨国忠商议应对之策。这一迟疑、拖延的反应,也清楚地表明了唐玄宗晚年已有神志不清的迹象。 唐玄宗晚年的昏庸,甚至在一些生活琐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例如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,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安禄山竟然可以肆意出入杨贵妃的寝宫,甚至可以在寝宫内留宿通宵。作为一个正常男人,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几乎无人不知,然而唐玄宗对此竟视若无睹,置若罔闻。这种无法自省的荒唐,令人感到不解。 更让人费解的是,唐玄宗的判断力。在年轻时,唐玄宗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上台,连怀疑太子有异心时,他也能在一天之内毫不犹豫地处决三位皇子。而当安禄山叛乱时,他却完全失去了当年的警觉和判断力。更荒谬的是,他不止一次盲目地信任安禄山,甚至将北方三镇的兵权交给了这个心怀叵测的将军。如此权力的过度集中,岂能不滋生野心? 在安史之乱初起时,唐玄宗意图迅速平定叛乱,潼关成为了关键。潼关是连接洛阳与长安的要塞,一旦失守,叛军便能直抵长安,而长安是大唐的心脏。时任长安守将的高仙芝,和从洛阳败退的封常清一致认为,叛军势大,难以正面迎敌,建议坚守潼关。然而唐玄宗却不满高仙芝的守势,认为自己作为帝王,绝不能坐视叛乱挑战自己的权威。他下令将高仙芝、封常清斩首,启用了因病在家的老将哥舒翰。 哥舒翰上任后,继续采取守关不出策略,但唐玄宗依旧不满意,强令哥舒翰率军出关,与叛军进行正面决战。哥舒翰不得不遵命,放弃了潼关的地利,结果部队与叛军正面交锋,最终大败,潼关失守,长安门户大开。 唐玄宗的决策失误,在于他将个人的政治诉求置于军事决策之上,不顾战术,盲目追求进攻,忽视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。错失了潼关的防守机会,也让唐朝丧失了一个收复失地、稳定政权的关键节点。 随着潼关失守,长安陷入一片混乱,朝廷上下无心治理,百官甚至放弃了朝会,纷纷开始逃命。这时,唐玄宗竟然决定亲征,带着一部分禁军偷偷逃出长安,抛下了整个国都。唐玄宗的逃跑,不仅丧失了威信,也直接导致了长安的沦陷,几乎没有遇到抵抗,叛军轻松拿下了大唐的都城。 唐玄宗的昏庸,最终使得朝廷失去了一个平定安史之乱的最佳机会。当他逃至马嵬坡时,禁军爆发了兵变,杨国忠被处决,杨贵妃也在唐玄宗的压力下被赐死。这一系列悲剧,不仅让唐玄宗陷入绝境,也让他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李亨趁机在灵武称帝,成为唐肃宗。 虽然大唐在前期遭遇重大失利,洛阳、长安接连沦陷,但唐朝依然具备强大的军力和资源。如果唐肃宗能够集中兵力,先打击叛军的老巢,恐怕很快就能收复失地,扭转乾坤。然而唐肃宗的决策却再次偏离正轨,他一度撤掉了郭子仪的副元帅职务,并将儿子李俶调回朝中,使得前线的指挥权混乱无序,致使安史之乱依然拖延了八年之久。 即使安禄山已经死去,叛军的骨干也在不断瓦解,战争的胜利似乎触手可及。然而,由于统筹不力和指挥失误,最终导致了唐朝错失了统一战争、平定叛乱的最后机会,安史之乱的阴霾最终拖累了大唐的盛世梦想,直到唐朝的辉煌渐行渐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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